回杭州那天，在飞机上罗宇霜头痛欲裂，嗓子干疼，强撑着下了飞机，打车到小区门口，然后又强撑着到药店，
“抗生素需要登记，请出示下身份证。”药店阿姨对她说。
她全身上下找遍了也没找着，猜想着是不是把身份证连着没用的机票刚才一起扔进机场门外的垃圾桶了。想回去找是不可能了，她扶着额头，“那帮我开点能开的。”这一出让她想起了来杭州前在成都旅行的经历，脸丢东西都如出一辙。
她把头疼嗓子疼的症状给这阿姨说了，不一会儿阿姨就热情的拿来一堆五颜六色的药。
罗宇霜是从小吃着抗生素打点滴长大的，不确定这些甜甜的药粉对自己有用，但这个时候了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此。
“谢谢。”罗海浪扫码支付了钱，回到家，吃了药就躺在床上，和妈妈发微信：“已到杭州。”然后沉沉的闭上眼。
到了晚上，全身发冷，不停的往身上盖着被子，但还是打哆嗦，头也重重的，她知道自己发烧了，挣扎着起来找退烧药，发现盒子里面只有说明书，她在外卖平台下了单，等骑手送到的时候，她在床上基本动弹不得，她让骑手放到门口，自己慢慢的去拿，她看着房东阿姨屋里的灯是黑的，知道去女儿家住了，吃了退烧药，她重新睡好，心也安了。
第二天，头还是重重的，而且开始咳嗽，一咳肺部剧烈的疼痛，这么多年她已经“久病成医。”知道肺部有炎症，必须用抗生素，她支撑着自己出去打包了粥，去药店和阿姨好说歹说，最后同意只登记身份证号，才给了她消炎药。
回到家，感觉天旋地转，一种恐惧猛然袭来，她会不会死，死了怎么办？她眼前甚至出现了爸爸妈妈和哥哥来杭州某殡仪馆领尸的画面，曾经她有认真的想过死，但也是建立在不拖累任何人的基础上，姥姥刚死，自己再死了，妈妈怎么活？突然泪水模糊了双眼，迷迷糊糊的睡到了晚上十点多，一咳嗽肺部就像被什么给撕裂，头重的根本离不开枕头，她努力的想去烧点水，但她无法等着水烧开再倒到杯子里晾凉，再拿起杯子喝，她直接扶着墙去卫生间的水龙头接了杯凉水灌下去，这套房子改装过，大阳台和厨房都被圈到房东阿姨那边领域，她这边就一间带飘窗的卧室，卫生间是公用。
喝了水，嗓子更疼，咳嗽的更厉害，一用力咳嗽头又很疼，她望着天花板心里有了一种绝望，心想如果这样死了也挺好的，好歹不是自杀，没人骂她逃避想不开，但克死异乡想来也蛮悲惨的，拿起手机想随便叫个朋友，可频繁换工作换城市的她，哪有什么稳定的朋友，何娜也好久没联系过。
这时手机响了，是东哥，她接起，没说话。
“霜霜，你到杭州了吗？有时间咱们见个面，我现在准备做一个新的项目，如果能行，你们都回来继续干。”
听着东哥的声音，罗宇霜眼泪从眼角两边流了出来。
“霜霜，你在听吗？”
罗宇霜抬起沉重的手臂，擦了擦眼泪，想说话，但说出来就变成更咽的颤音。
“喂，霜霜你没事儿吧？”
罗宇霜直接按断电话，不一会儿，东哥又打过来，她没接。
等第三遍打过来的时候，罗宇霜说话了，“我……”她说不出来，只是哭。
“你在家吗？你家是不是7号楼？1502？”
听到东哥竟然记得她家的地址，她哭的更加汹涌，这地址只在入职简历上写过。